歌曲：《我的中國心》

　　詞：黃 沾

　　曲：王福齡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中小學教科書時，公然篡改侵略中國的歷史，激起了黃沾的憤慨，于是他和王福齡共同創(chuàng)作了《我的中國心》。1984年春晚，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唱響華夏大地!愛國情懷空前高漲，海外赤子眷戀祖國的深情與民族自豪感，讓這首歌永遠流傳!

　　歌詞

　　河山只在我夢縈，

　　祖國已多年未親近，

　　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

　　我的中國心。

　　洋裝雖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國印。

　　長江，長城，

　　黃山，黃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不論何時，不論何地，

　　心中一樣親。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著中華的聲音，

　　就算生在他鄉(xiāng)也改變不了

　　我的中國心。

　　課本鑒賞提示

　　男聲四重唱《我的中國心》是一首帶現(xiàn)在的單三部結構歌曲。第一段表現(xiàn)了海外赤子眷戀祖國的深情，聲音柔和輕緩、真摯深沉。當進入第三段“長江、長城”時，旋律起伏較大，情緒逐漸高漲，酣暢淋漓的抒發(fā)了炎黃子孫對祖國錦繡山河的深情贊美和無限熱愛。再現(xiàn)的第四段，對祖國的深厚感情進一步深化，隨著旋律的發(fā)展，全曲在高潮中結束。激昂而又深情的歌聲，充滿了對祖國欣欣向榮、不斷壯大的自豪感。

　　背景及趣聞

　　黃沾、王福齡和《我的中國心》

　　[作者：袁蕾 轉貼自：南方周末 更新時間：2006-8-24 8:26:46]

　　黃沾(1941-2004)，原名黃湛森，籍貫廣東番禺，生于廣東順德。黃沾曾與寫科幻的倪匡、寫美食的蔡瀾、寫武俠的金庸，并稱為“香港四大才子”，又與倪匡、蔡瀾一同被稱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隨父母移居香港，入讀喇沙書院。1960年，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中文系，1963年畢業(yè)，任教培圣中學兩年。1965年，以業(yè)余形式主持電視節(jié)目，并于報刊寫作專欄。同年9月，進入英美煙草有限公司廣告部，“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這句廣告詞就出自他的手筆，1968年，擢升為廣告副經(jīng)理。1968年，黃沾創(chuàng)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記他》，一開始是關淑怡所唱，后來收入鄧麗君的粵語專輯，深受歌迷喜愛，歌詞見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獲最佳電視節(jié)目男司儀獎，被喻為“電視王子”。1970年，轉職華美廣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聯(lián)合創(chuàng)作總監(jiān)，是首位獲美國廣告界最高榮譽“基奧獎”(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獲國泰廣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為總經(jīng)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xié)會(CASH)理事。1973年，與好友創(chuàng)立寶鼎電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編自導《天堂》并打入該年十大賣座電影。同年撰寫成人笑話集《不文集》。1976年，與才女林燕妮創(chuàng)辦“黃與林廣告公司”，自任主席。

　　電影式的系列電視劇《獅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劇中抒寫香港草根階層掙扎苦斗、逆境求強的故事，前后持續(xù)二十一年，過兩百集，為香港千家萬戶所耳熟能詳。1979年，黃沾為其創(chuàng)作了同名主題曲《獅子山下》，這首歌曲給予了經(jīng)濟騰飛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來被作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詞的《獅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兩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長。2003年3月初，香港特區(qū)政府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他首份財政預算報告中，以一曲《獅子山下》主題歌作總結，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熱烈回響。據(jù)一項統(tǒng)計顯示，《獅子山下》歌詞在報章發(fā)表后，兩個星期內(nèi)，香港的報刊上出現(xiàn)超過一百六十篇以《獅子山下》為主題的文章，足見其對香港社會影響之深遠。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龍記》、《鱷魚淚》入選香港電臺《第一屆十大中文金曲》。

　　中午的香港灣仔福臨門酒樓人聲鼎沸，但聲音最大的肯定是黃沾。本來我們要談華語流行音樂的問題，黃沾卻讓伙計買了本《東周刊》給我看他的專欄，里面是他在寫金庸。

　　黃沾很喜歡談金庸，說他很獨裁，一點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無線電視臺播放的電視劇都是他賣的。兩個才子究竟是怎樣鬧翻的?“我跟他鬧翻就是1997年香港選特首的時候，他捧董建華，

　　我捧另外一個人。金庸在報紙上寫文章指責我捧的那個人，我是收了人家錢的

　　“你何必這樣做呢?”黃沾一直在批評金庸的社會經(jīng)驗：“你看給金庸賣給央視的《笑傲江湖》才1元錢。要是拿給我賣，賬面上還是1元錢，聲譽還是很好，下面還可以幫他收很多錢。”

　　沒想到黃沾會這么“為老不尊”，實際上這與黃一直急呼的“要死”的華語流行音樂一樣，唱片也好、電視劇也好、電影也好，大家想拿來賺錢，卻不知道該怎么變成錢。 　你說半個月華語音樂是什么都變不了的，這句話是對華語音樂的一種看法嗎?

　　黃沾：香港粵語流行曲死了。你必須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樂是一個商品，1996年是19億，現(xiàn)在是3億，有些歌星的唱片出來賣幾百張，19億的生意變成3億就是死。

　　但衰退不僅發(fā)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黃沾：所以音樂面臨非常大的變化，聽音樂、買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樂面臨的死亡期很長。可能在死亡之前有個生機，就是香港跟廣東音樂人在一起，香港跟廣州加起來有8000萬的市場，這個市場很大，如果不把這個市場抓住，香港音樂就肯定死掉了?；浾Z音樂是方言音樂，主力是在懂得粵語的地方。而華語則不僅僅是粵語那么簡單。要三地的年輕人全部找到共通點，才會買同一張唱片，但這個很難。

　　三地都買一張唱片真有必要嗎?

　　黃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這樣你就很難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說，香港唱片公司過于急功近利，而歌詞也是粗制濫造。你覺得呢?

　　黃沾：有部分道理。創(chuàng)作人青黃不接是一個原因，整個樂壇都青黃不接，比如說現(xiàn)在周杰倫很賣座，行家說是150萬張。但我覺得很奇怪，周杰倫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國的文化，我們怎么學，都沒有紐約街頭的感受，沒有美國HIP-HOP的環(huán)境，我們學就跟中央電視臺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劇一樣，無論他們怎么好都不會像中國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

　　黃沾：其實我們真的要華語音樂有自己的個性，就要找出中國人都能共鳴的音樂。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都聽HIP-HOP?因為現(xiàn)在中國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層次的洋化，真正懂一點的就覺得這個外衣衣不稱身。我覺得怎么寫都不可能寫過外國人，那怎么不聽外國的HIP-HOP?崔健的搖滾不也加了嗩吶進去，搖滾哪里容得下嗩吶?這個嗩吶就是中國特色。

　　只要加進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國特色?

　　黃沾：不是，這是其中的一個方法，我做了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國味道，這個很難講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蒼謐HIP-HOP，但只有周杰倫敢犧牲中國漢字的發(fā)音，讓吐字成全節(jié)奏，這是不是HIP-HOP的中國味道?

　　黃沾：但我還是很反對。我們應該找中國的東西。什么是中國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國味道，羅大佑有羅大佑的中國味道，我有我的中國味道，不一樣。只有每個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樂必須有自己的個性。

　　你覺得周杰倫HIP-HOP是一時之風，不可能長久下去?

　　黃沾：我覺得不可能長久。大家現(xiàn)在是不懂，覺得很新鮮，就跟崔健開始搞RAP一樣。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無所有》，這是所有內(nèi)地青年人的心聲。“一無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為香港的青年沒有“一無所有”，內(nèi)地作家必須抓住中國青年的心，把它表現(xiàn)在歌里面，這個歌才能夠賣，我不相信周杰倫有這個本事。

　　方文山給周杰倫的歌詞里加進了不少文化典故，這是否一種新趨勢?

　　黃沾：當然是了，不然為什么他的唱片賣得那么好。我喜歡一個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發(fā)達的時候不要來找我，你失業(yè)的時候需要我?guī)椭賮碚椅遥瑢懗隽酥袊说牧x氣，很打動我。周杰倫喜歡HIP-HOP很好，因為我們現(xiàn)在很洋化了，連牛肉面都要吃美國加州的牛肉面，其實我們應該吃地道的中國的牛肉面。洋化是一個過渡。

　　如果讓你給周杰倫寫詞，會怎么寫?

　　黃沾：沒想過，不知道。流行畢竟是年輕人的，你說戀愛，我的初戀離開我都50多年了，不記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沒林夕寫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現(xiàn)在還在讀大學?

　　黃沾：我在香港大學讀流行音樂的博士，5月份拿到學位，寫了15萬字論文，就是討論流行音樂和社會的關系。我發(fā)現(xiàn)歌詞的走勢其實反映了社會的心態(tài)。這段時間失戀的歌很多，你只看見歌詞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難受”，卻沒看見他難受在哪個地方。其實這是人們?yōu)橥庥稣医杩?，說我還是對愛情堅貞的，對愛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開沒到1個月就有新人了。這是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一個時期的流行音樂肯定反映一個時期的社會情況。

　　張明敏(《我的中國心》演唱者)

　　1979年，臺灣校園民謠非?；?，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鄧炳恒認為，在香港出版國語唱片也許是個好的選擇。當時，香港已經(jīng)在音樂創(chuàng)作上實行了版稅，歌越流行，創(chuàng)作者拿到的版稅越多，在粵語歌紅遍天的形勢下，幾乎沒人愿意寫國語歌。當時凡是唱國語歌的歌手，都被稱為“民族歌手”。

　　1980年，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開始會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開始為我策劃新的專輯。鄧炳恒找到了因為寫粵語歌而當紅的黃沾，請他寫一首國語歌。

　　黃沾開出了和粵語歌一樣的價錢，鄧炳恒答應了。黃沾寫出了《我的中國心》，后由王福齡作曲，公司決定以這首歌作為專輯的名稱。

　　1982年，《我的中國心》出版，并沒有像公司預想的那樣走紅，銷量不高，社會反響也平平。香港人開始稱我為“愛國歌手”。在當時的香港，這樣的稱呼帶有諷刺的意思。1983年，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問題開始正式會談，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也做出了一個大膽的試探，想請香港藝人來晚會上表演。當時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電視臺的晚會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話就封殺我在臺灣的唱片發(fā)行。

　　1984年，我在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上了演唱《我的中國心》和《壟上行》，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進了千家萬戶，這首歌一下子就紅了。觀眾寫到中央電視臺的信有幾麻袋，我當時看著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興奮。然后香港的媒介因為我在中央電視臺演出，開始稱我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處境仍然沒有什么變化。

　　大約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個吃飯的場合，我再次見到黃沾，我告訴他《我的中國心》在內(nèi)地紅了，幾億中國人都會唱，我謝謝他寫了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認為我跟他開玩笑，只是說，“紅了又有什么用呢?”那個時候，他經(jīng)濟條件不大好，而且中國也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我的中國心》在內(nèi)地再紅，他也收不到一分錢的版稅。包括他寫的《上海灘》，跟著電視劇在內(nèi)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廣播、電視反復播放，登在報刊上，他也沒有拿到版稅。所以，當時黃沾還開玩笑說，“你幫我把那些版稅收回來好了。”

　　雖然沒有拿到一分錢，但是黃沾還是很高興。因為當時內(nèi)地的《參考消息》，刊登過一篇新華社記者探訪鄧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說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鄧小平和孫子孫女們在一起，教他們唱《我的中國心》這首歌。這篇報道后來被香港的報紙轉載過。

　　1987年，我正式進軍內(nèi)地市場，我的個人專輯在內(nèi)地一出版就賣火了。后來，因為要出版新的專輯，我請黃沾吃飯，請他為我寫歌，他也答應了，后來等了很長時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沒有寫出來。在內(nèi)地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后，實行版稅制度后，他也拿過《我的中國心》一些版稅。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中小學教科書時，公然篡改侵略中國的歷史，這激起了黃沾的憤慨，于是他和王福齡共同創(chuàng)作了《我的中國心》。黃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張明敏，對他說，你心中有中國，有名字，有中華民族，你到底有沒有心?于是就把《我的中國心》送給張明敏演唱。1983年秋，為了籌備1984年春節(jié)晚會，中央電視臺的導演到福建和廣東一帶采訪。一天，他們坐著一輛武警戰(zhàn)士開的吉普車，在當時還很破舊的深圳奔馳時，戰(zhàn)士車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視導演激動異常。“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算身在他鄉(xiāng)，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導演袁德旺后來回憶說：“當時我們坐在車上被這首歌曲給震動了，然后我就問他，我說這個歌是誰唱的呀?他說是一個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后來我就要求他給我復制了一盤這個帶子。”很快，袁德旺導演就了解到，唱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張明敏的歌手。于是，在1984年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上，張明敏為幾億中國電視觀眾演唱了《我的中國心》，歌聲一下子打動了無數(shù)炎黃子孫的心，引起了中華同胞的強烈共鳴。寫愛國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號，但黃沾很聰明地運用了“長江長城，黃山黃河”這樣具有象征性的中華名勝來傳達愛國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語氣切入，把一個壯闊的題材寫得自然而然，從而征服了所有人。1984年，《我的中國心》獲中國音樂協(xié)會歌曲編輯部頒發(fā)第三屆神鐘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