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歷史上，中世紀大約是最少受到軸心突破之后產(chǎn)生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支配的時期。教會領袖對于古代文化與知識的兩面性實際上是一種溫和的、基于經(jīng)驗和超驗的矛盾統(tǒng)一的“反智主義”：

　　當然，在中世紀的第一個世紀里，古代文獻的減少促進了基督教修士著作的傳播。中世紀所了解的古代文化源于晚期羅馬帝國，它以早期中世紀更容易認同的一種蠻族化的方式重新吸收、利用和解析了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和思想。[85]

　　對這一時期支撐著拉丁西方行將倒閉的大廈的教士階層而言，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隨著教育與文化的迅速衰落，這個新興的知識階層的知識水平變得十分低下，在過去的那些接受過古典教育的教會作家著作中體現(xiàn)出的對于文本寫作的熟練和對于文學風格的追求幾乎蕩然無存。波伊提烏斯被稱為“最后的羅馬人”，在他臨終前的《哲學的慰藉》中，我們除了可以感受到古代哲學思想的回光返照之外，還可以發(fā)現(xiàn)古代最后的文筆優(yōu)美的拉丁語散文與詩歌，尤其是其中的韻文，完全是作為文學性的修飾成分裝點著承載哲理的散文。[86] 而格里高利大教皇的拉丁文水平就遠不能與波伊提烏斯相比了，并且他一方面毀滅了許多古代的異教文獻，一方面又在其著述中塞入了大量有關得救的荒謬傳說。[87] 而比他更早一些的6世紀初的維也納主教阿偉圖斯在其新版詩集著作的前言中說因為很少有人懂得音節(jié)的規(guī)則，他已經(jīng)決定放棄古代詩歌的韻律。[88] 在高盧，普瓦捷主教福爾圖納圖斯(Fortunatus，約530-600)被視為最后的拉丁詩人之一，他寫詩歌頌當?shù)氐闹鹘毯托U族首領，而像他這樣的以專門的文學文本為制作對象的詩人從7世紀開始逐漸絕跡了。[89] 福爾福納圖斯除了模仿古典拉丁作家詩歌的韻律和題材外，還創(chuàng)作了一些具有鮮明中世紀特性的詩篇，例如他在一首詠十字架的贊美詩中寫道：

　　王者的旗幟向前指，高高飄揚，

　　十字架的秘密大放光明，

　　在架狀物之上吊著

　　創(chuàng)造者的肉身。

　　鉚釘把肉和木頭釘緊

　　手張開，遺跡，

　　感謝耶穌的補贖

　　寂物洗凈罪的污漬。[90]

　　雖然福爾圖納圖斯對于音步的運用極熟練，但這詩節(jié)中強烈的宗教感情、對于痛苦與暴力的直陳式呈現(xiàn)和神秘主義的狂熱，都是典型中世紀的。福爾圖納圖斯詩作中的這種宗教感情在卡洛林時代的儀式音樂實踐的重要衍生產(chǎn)品——繼敘詠——中，將會得到進一步的培育，并成為直到14世紀之前，教會人士的文學-音樂制作的基本情感素材。[91]

　　因而，從文明發(fā)展的普遍經(jīng)驗來看，中世紀知識階層——教士——的興起源自“逆向的”軸心突破。由于對一種發(fā)展到極致而衰落的古典文明的恐懼和厭惡，而欲回歸到一種粗糙、原生、蒙昧然而虔誠、純潔、樸素的精神與物質(zhì)狀態(tài)。當然，古典的標準并沒有完全被忘記，只是在新的價值體系中被扭曲和封存了。這是為何中世紀歐洲既像魏晉南北朝亂世，又像先秦新思潮起源時的原因。一方面，教士們想要回到符合其宗教理想的古代，另一方面，他們其實在創(chuàng)造著一種含有某些古代元素的新文明。而這一借助基督教巢穴的文明的誕生過程是如此漫長而又難產(chǎn)，以致持續(xù)了一千年之久。

　　六.“逆向軸心突破”中的悖論：知識階層與巫覡祭司在儀式音樂中的融合

　　而中世紀(尤其是在12世紀之前)的教士們以極其狂熱、專注和虔誠的態(tài)度參與儀式和圣詠實踐這一歷史現(xiàn)象，則可以視為“逆向軸心突破”的重要產(chǎn)物——在以天啟宗教的教義改造了古代思想遺產(chǎn)后，又面對日益“蠻化”和“倒退”的社會心理(尤其是面對剛剛脫離原始巫術崇拜的蠻族皈依者)，已經(jīng)全部轉化為教士-祭司的知識階層，開始重新全面回歸巫師性質(zhì)的“禮樂”活動，全面掌握儀式音樂實踐的整個過程，并以此來確立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正統(tǒng)性和其個體心靈溝通天人的宗教目的。[92] 在古典希臘和拉丁文明中已經(jīng)實現(xiàn)知識階層/宗教祭司二元分離的模式，在西歐中世紀卻是由教士階層一體承擔的。為了解決西羅馬帝國崩潰后的絕望內(nèi)心世界和適應“新歐洲”較低的精神文化水平，至少在社會行為的表層上，造成了一種“文化返祖”的現(xiàn)象;古代地中海文化以“理性”為基礎的知識系統(tǒng)在認識論和本體論意義上(而不是工具意義上)，卻遭到古代哲學家在中世紀的繼承者(如果勉強算得上繼承者的話)——天主教士——的敵意與輕視。[93] 這種現(xiàn)象在人類文明史上非常罕見，故而中世紀天主教教士以“軸心突破”后古代文化的繼承者而身兼儀式(其實是一種降神的巫術)音樂的實踐者，也是人類知識階層發(fā)展史和精神文化史上一種特殊的現(xiàn)象(就“西方”文明自身的發(fā)展路徑而言，這一“悖論”在文藝復興時期遭到了全面清算，在之后的近代又被有意無意地掩蓋了)。

　　而且在傳播教義的過程中，教會領袖特別注重將其和蠻族異教的儀式傳統(tǒng)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具有“羅馬天主教特色的基督教”。例如格里高利大教皇在派遣康特盧貝的奧古斯丁率一眾修士前往不列顛傳教時，他特別指示：